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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第一次将举办地挪至海外的德国卡塞尔文献展落户雅典。这座处在危机重压下的古老城市依然在不断探索,城中大大小小的博物馆与文化中心,以及各处充满艺术氛围的街区,迎接着整个艺术世界的未来。
雅典,气温26摄氏度,天气晴朗。橙子树的花朵渐渐盛放,屋顶上的迷迭香与薰衣草散发着香气,摆在室外的咖啡厅桌椅侵占了厄鲁姆大道与米特罗波利斯广场的人行道。危机在哪里?危机其实依旧在,无论来自经济、移民还是整个欧洲共同面临的危机。危机足以改变一座城市的氛围,让我们忽略Pláka街区漂亮的小街巷,Kolonáki街区时髦的精品店,Koukaki街区正在逐渐发展起来的小酒吧……“我们从来就不是一个悲观的民族。”希腊国立歌剧院芭蕾舞团总监Andonis Foniadakis先生说道。自古以来,希腊人的灵魂中就深深植入了乐观精神,带着他们特有的“parea”(陪伴他人)与“filoxenia”(好客)的态度面对这个世界。
Stavros Niarchos基金会新落成的文化中心向世界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富丽堂皇的玻璃混凝建筑出自大名鼎鼎的建筑大师Renzo Piano之手,亮点比比皆是:可以进行帆船运动的运河;如林冠一般的屋顶拥有360度的无敌景致,可以看到大海,远眺雅典卫城与吕卡维多斯山;地中海式花园沿着山势的起伏倾斜而上。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占地21万平方米,5700块光伏板,200万本藏书……歌剧院大厅中,红色樱桃木闪闪发光,可以容纳1500个座位。自2016年6月揭幕以来,“雅典人用脚投票”,这座文化中心取得了绝对的胜利。
雅典卫城博物馆(Acropole Museum)建筑由玻璃与大理石构成,自2009年开幕起便致力于为公众展出考古学珍宝。
对于雅典来说,今年的另一项文化大事件便是在艺术界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卡塞尔文献展。五年一届的卡塞尔文献展今年将展览地点进行了挪移,在雅典与德国卡塞尔同时举办。文献展的艺术总监、波兰人Adam Szymczyk将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的主题定为“以雅典为鉴”,同时选择了一只弯头的猫头鹰作为本届文献展的标志。猫头鹰弯头的姿势寓意为观众提供看待雅典的另一个角度,猫头鹰本身不仅是雅典的城市象征,同时也鼓励游客们有猫头鹰一般的夜视视角。卡塞尔文献展开幕的第一个周末,参观者便达到了10000人。雅典街头,时常会偶遇手上拿着文献展地图在城市各处游走的游客,他们参照将40个展览地点编成索引的小册子,根据规划好的路线来探索雅典这座城市。
奥纳西斯文化中心(Onassis Cultural Center)于2010年落成,展出多个领域的艺术创意作品。
雅典音乐学院是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的重要艺术地标。一踏入这座由建筑师Ioannis Despotopoulos设计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厅,便会被一段声音带入展览氛围:三个大屏幕正在同时播放着来自不同地点的实时拍摄画面,中间屏幕的画面来自帕特农神庙,两边屏幕的画面分别来自希腊国会与德国国会。于是这里形成了一种非常奇妙的场景:来自不同语言的声音在一个地点交织,喧哗声便是现在当下形势的象征。为方便文献展的准备工作,Adam三年前便将组委会设置在了雅典,并只与当地的公共机构进行合作。雅典当代艺术博物馆(EMST)便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EMST在经过很长时间的地址更迭后,于2006年11月在曾经一个名叫Fix的啤酒厂中重新开幕。博物馆馆长Katerina Koskina认为EMST是希腊形象的象征:“怎么样解决财务困难的问题?我们需要将弱点转变为优势。我们的目标是博物馆的开放化,要证明博物馆是属于市民的,因为博物馆是在这里生发和发展的。”
MARINA FOKIDIS
卡塞尔文献展的女祭司
她的履历。
人们有时候附庸风雅聊聊艺术,但很多时候就会将艺术抛诸脑后。对于Marina Fokidis来说,艺术永远存在于生活之中。从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获得硕士学位以后,Marina生活在巴黎、伦敦与纽约三个城市之间,从事了十余年独立艺术专员的工作。2000年她回到雅典,作为雅典Kunsthalle Athena艺术中心的创始人,Marina还创立了一本名为《South as a State of Mind》的现代艺术杂志。Marina是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的策展人与专家顾问,而这本杂志也成为了文献展官方宣传出版物。
雅典启示。
“雅典可以让我们回溯到遥远的时代,那个苏格拉底与他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主导着知识获取的时代。民主是雅典的城市精神,民主意味着学习事物的多样性。全世界都对希腊存在着偏见,认为希腊人非常懒惰、腐败。希腊人并没有正确地向世人展现自己的形象。所以人们应该亲自来到这里,抱着学习的态度来探索未知的事物。文献展结束之后,我们也要抱着开放的心态,浸润到城市之中,不断学习和发现。”
三个词形容雅典。
“光明,光明,光明。”
雅典是民主的发源地,希腊人时时刻刻在提醒着你这一点。但是很明显,这并不是所有人对于卡塞尔文献展的态度。希腊前经济部长Yánis Varoufákis就曾表明“这是一次旅游危机”。一些人甚至还过度解读了印在官方宣传海报上以黑色墨水书法形式写就的数字“14”,认为这代表着一双德国靴子。希腊《每日报》的社论撰写人、作家Tákis Theodorópoulos的态度则十分谨慎:“卡塞尔文献展对于雅典来说,到底是一段无与伦比美好记忆,还是仅仅是一次充满异域风情的普通活动?”早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期间,这位作家便就这一问题为人们敲响了警钟。“考古遗迹中有太多珍宝,国立美术学院与国立考古学院旧址已经应接不暇。同时还有不远处的玛利亚·卡拉斯故居。这些地方都被清空然后重新布置成历史遗迹。这改变了整个雅典的面貌。”
虽然危机震动了整个国家,但是能够俯瞰整个雅典卫城的Stavros Niarchos文化中心仍在2016年如期开幕了。图为在文化中心俯瞰雅典。
我们可以借由希腊建筑师季米特里斯·皮吉奥尼斯设计的步行道,沿着悬崖一路向下,观看移动的艺术表演与帕特农神庙。或是去往Diplarios School的建筑三层,探索艺术家Michael Landy的装置艺术作品《突发新闻——雅典》。再或者可以在Metaxourgío和Keramikos街区散步,逛一逛The Breeder画廊,这里便宜的租金吸引了许多艺术家聚集,同时还有一些新开的酒吧和餐厅。
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海报。
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将在雅典城中总计40个地点展示艺术作品。
影像艺术家Loukia Alavanou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她这样为雅典辩护:“我们需要时间来消化危机。”尽管危机的阴影还没有散去,Loukia依然非常热爱她所居住的Kypséli街区,这是一片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大熔炉,居住在此的外国人来自巴尔干半岛、非洲或中东。“一个新的社群正在形成之中,人与人之间新的交流方式也正在建立。”雅典人知道,艺术家们总是有着更加超前的眼光面向未来。
影像艺术家Loukia Alavanou参与到创意复兴的工作中。
KATERINA KOSKINA
激进主义者
她的履历。
Katerina Koskina是雅典当代艺术博物馆(EMST)的馆长,有着非常浓厚的法国文化背景。她曾经在巴黎索邦大学以及卢浮宫学院学习,并获得过法国骑士荣誉勋章。在此之前,Katerina曾是Kostopoulos基金会的艺术总监,担任过包括让·法布尔艺术展、威尼斯双年展希腊馆在内的多个展览的艺术专员。与此同时,Katerina还多次担任过萨洛尼卡双年展的指导工作。
雅典启示。
“雅典代表着灵感、希望和‘艺术行动主义’。米开朗琪罗·皮斯特莱托(Michelangelo Pistoletto)是这一概念的积极践行者,而我也对此表示认同。如果我们希望能够继续行使公民权利而不屈服于潜规则(国家变成交换银行,国民变成棋子),那么我们在文化与文明中就要发出更多不一样的声音。我们应该始终相信协同作用。”
三个词形容雅典。
“卫城,能量与行动。没有卫城就没有雅典,而没有能量就没有行动!”
KOSTAS SAHPAZIS
从黑暗到光明
他的履历。
Kostas Sahpazis的工作室位于柏拉图学院街区。作为一名雕塑家Kostas Sahpazis曾经于2013年摘得德斯特奖,这一奖项专门用于奖励和鼓励40岁以下的希腊年轻艺术家。Kostas Sahpazis的作品通常是悬空的,围绕着身体并处于运动中。最近他与盲人进行合作,创作了艺术作品《物体的自由意志》(Of Item’s Free Will)。这件作品呈淡绿色,由一片片塑料涂层叠放而成。“我在作品创作过程中会想到我家周围的建筑拔地而起或是倒塌。”而这也是对雅典城市的一个隐喻。
雅典启示。
“雅典的流动性启发着我。雅典的历史是非常强大的,现在也是非常强大的,东西变了,所有的事物都是在流动的。我们要怎么去相信思想与身体?这要求我们拥有非常活跃的适应能力。”
三个词形容雅典。
“光明,阴影,思考。这三个元素共同塑造出了雅典人。”
ELINA KOUNTOURI
艺术的头脑
她的履历。
作为一名前海洋运输法学家,Elina Kountouri最终还是将自己的爱好变成了职业。自2013年Neon基金会建立之初起,Elina Kountouri便与艺术家Michael Landy共同担任基金会的负责人。Neon基金会由收藏家Dimitri Daskalopoulos创立,基金会并没有固定场所。Neon基金会一直信奉的箴言便是:“整个城市都是我们的空间。”换句话来说,就是在城市中展示艺术。比如,Tino Sehgal再次创造了一个场景,一个小女孩向公众提出问题:“你怎么看待经济危机?”并展开一段对话。“这一艺术作品发生在2014年的雅典城市广场上,意义深远。”Elina强调道。
雅典启示。
“雅典人抗击压力的能力非常强。在这里,公民与社会的连接比其他地方都要紧密的多,虽然希腊经历过许多政治斗争,比如2015年关于债务危机的全民公决。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在经历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时,都应该商议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