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化圈”成为一个很热的名词。很多学者津津乐道“东亚文化圈”，研究东亚区域内中、日、韩等主要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间绵延千年的往复活动。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徐静波曾说过，“东亚文化圈”形成之初，政治是最重要的基础，也就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朝贡、册封体系。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以汉字、宗教、律令、典章为媒介，文化逐渐成为交流的重心，特别是根植于文化深层的思想、艺术、价值观念。笔者截取中国文化中的一角——宋画，意图跟随这只蝴蝶，追寻中华之美带给当时乃至今天的清风。

南宋 周季常、林庭珪《五百罗汉图》（局部） 111.5cm×53.1cm 美国波士顿博物馆

以画为基 搭建桥梁

在很多人看来，万邦来朝的唐朝是中外交流的鼎盛时期。实际上，宋朝较之唐朝更进一步。由于在与西夏、辽、金对峙中的失利，在陆路交通受阻和财政紧张的压力下，北宋（960—1127）上至君王下到豪商都在设法开发海运，从而促使南宋（1127—1279）海路交通空前发达，民间贸易逐渐成为与东亚各国的交往主体。

同一时期，朝鲜半岛处于高丽王朝时期（918—1392），政权不断更迭，先后沦为辽、金的属国；而平安时代（794—1192）的日本也由于政治治安混乱，进入武士统治时期。东亚三个主要国家因内忧外患而自顾不暇，文化艺术就承担起这一时期交流的主角。宋代绘画作为对话载体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史载，北宋年间高丽曾遣使57次，不惜财力、人力访求中国画迹，求赐、访购、摹写了大量图画归国。北宋也不断回访高丽，使节中不乏画师，最著名的是宣和六年（1124）徐兢画《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敬献宋徽宗，记载其出使高丽的全过程，包括仪仗器物、外事礼仪以及高丽的山川景物，可惜配图散失，仅存的文字成为中国记载域外交流的重要典籍。

由于日本公派使者无法获得宋朝许可进入中国，僧侣和商人为主体的民间沟通日益重要。宋代的明州（今宁波）是当时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且城内的佛寺和近郊的天童、育王、雪窦山等更是日本僧人入宋求法的聚集地。南宋时，明州东钱湖惠安院住持义绍邀请画师周季常、林庭珪绘制《五百罗汉图》，历时十年，完成百幅，栩栩如生地记录了当时明州佛教文化的盛况。后义绍被前来天童禅寺的日本僧人清修求法、普度众生的精神所感动，赠予他们整套《五百罗汉图》。这些画作现在依然被供奉在日本京都大德寺，不仅是宁波作为“东亚文化之都”的力证，也折射出宋朝与东亚各国进行艺术、宗教和文化沟通的盛况。

朝鲜十五世纪后期 姜希孟 《独钓图》

56cm×36cm

美学东输 宋风渐盛

随着宋代与日本、高丽的频繁往来，大量宋画传入两国。宋朝时期大师辈出，在山水、花鸟、人物等各个画种树立了新的时代风尚，以一种精致、含蓄的姿态彰显文人旨趣与艺术自律，成就了中国绘画史的又一高峰。尤其是山水画，无论是北宋宏阔的全景山水，还是南宋意趣中的一角半边，都展现出其文学性、趣味性以及精简的艺术观念。可以说，宋画的广泛传播，基本上奠定了后世东亚绘画的整体风貌。

高丽对于宋画的接受，很有种自上而下的感觉。当时社会上层的王公大臣以及通晓汉字的僧侣，对宋代的知识、礼俗与信仰极度崇尚。大量引入宋画、画论的同时，仿照宋代画院的体制也建立了培养专业画家的机构。后虽因蒙元兴起，宋代绘画直到朝鲜王朝时期（1392—1910）才大规模传入，但以马远、夏珪、高克恭、米芾、梁楷等为代表的南宋绘画，对朝鲜绘画风格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安坚、姜希颜等大批优秀朝鲜画家就产生于此时。在姜希颜的《高士观水图》中，无论是侧峰泼墨、中锋写形，还是恬淡闲适、无我一体的意境，都可以明显看到宋代减笔人物画的影子。

反观日本，宋元之间两国的交往从未中断，仅有史记载的，就有二百余位僧侣奔赴中国，带回大量佛典、佛画和花鸟、山水画作。其中，尤以马远、夏珪为代表的南宋山水画以及以牧溪、梁楷、玉涧为代表的南宋禅画影响最大。日韩两国都表现出对南宋绘画的偏爱，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

日本 枡野俊 明 枯山水景观

以马、夏代表的南宋山水，因环境所致，多刻画江浙的秀水幽岩，宜近观而不适远瞻。在这种宛若窥视的有限空间中，近景的精致描绘锁定了观者的目光，大片的留白与水雾产生了更为深远意境。这种追求闲寂、简素、枯淡的美学进入日本后，恰与平安后期至镰仓时代（1185—1333）的日本禅宗、茶艺产生共鸣。日本独具特色缩微式园林艺术的“枯山水”，正于这一时期基本定型，以石块象征山峦、白沙象征湖海、线条表示水纹，无山无水，却于“方寸之地幻出千岩万壑”。远观之，就像一幅中国水墨山水。

同时期传入日本的牧溪画作，则对日本绘画的整体风貌影响更大、更深、更久。牧溪在中国画坛的地位不显，《画继补遗》中评价其作品“诚非雅玩，仅可供僧房道舍，以助清幽耳。”但在日本绘画史上，他却被视为先驱式的人物。常以“牧溪样”或“和尚样”来形容相似作品。石守谦在宋画母题的东亚演化研究中，对此作了系统论述。牧溪重要的贡献，就是将“潇湘八景”这一内涵深厚的东方艺术主题传入日本。

“潇湘八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分别为山市晴岚、远浦帆归、平沙落雁、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江天暮雪、洞庭秋月，从五代开始就被无数画家、音乐家、文学家不断演绎。而牧溪画作传入日本，是在镰仓时代至室町时代（1338—1573）之后。此时，禅宗思想渗透到日本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人们的审美观已从平安时代贵族的浪漫“物哀”转向为对“空寂”与“幽玄”美学的追求。

“牧溪八景”现唯存《渔村夕照》《远浦归帆》《烟寺晚钟》《平沙落雁》四轴，被日本列为“国宝”。这四幅作品均表现了日暮时分最后一瞬间的光明，以及湖边湿润弥蒙的空气，比之马夏的院体山水，留白更多，边角也不再小心勾勒，而是随性点睛，于酣畅的点染中突出光影效果，使画卷有一种空蒙孤寂、自性清净的韵味。日本能乐大师世阿弥之“隐藏着的才是真正的花”，极能代表日本的审美观。牧溪就是以若真若幻的美和蒙眬半隐的寂寞，一把摄住了大和民族纤细的内心。

由此，“潇湘八景”对日本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现存较早的镰仓后期思堪的山水作品《平沙落雁图》，基本上就是“潇湘八景”的具象化。江户时期，浮世绘名家铃木春信的《闺室八景》《风流闺室八景》，其意象也来自这一主题。同时，“潇湘”也成为日本庭院、园林设计的起源，日本京都附近的“近江八景”、神奈川的“金泽八景”都有对潇湘意象的模拟，就仿佛是对经典的致敬与追忆，成为一种风习延续到现代。

宋代所建构的中国绘画的基本形态和审美意趣随着汉文化圈的张力不断辐射，使得这一时期甚至是绵延数代的东亚绘画，呈现出统一而多样的整体发展趋向。时至今日，东亚各国的人们依然对宋画之美念念不忘。这让我们真切地感到，美是一种超越民族和国家、时间和空间的力量。如今，我们感叹、追忆宋代之美，但追求美的历程没有终点。今人唯有不断沉思，不断迈进……

宋 牧溪 《潇湘八景——渔村夕照》

作者 | 周洁

摘自 | 《中国艺术》第4期 · 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