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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下的无名画师,是一面伪艺术家们最好的照妖镜

敦煌下的无名画师,是一面伪艺术家们最好的照妖镜

来源:陕西西安高新艺术培训学校   发布时间: 2017-07-07 10:43:57    浏览量: 88342

在中国当代艺术界,有个让人很费解的问题,不知从哪天开始,举世同视,对艺术作品的认定,竟以创作者名气的大小和职务的高低来作为唯一的检验标准。直至今天,这一贻笑大方的滑稽之举还在上演,愈演愈烈,愈演愈深。

而在古代,恰恰相反,就是像《张迁碑》《曹全碑》这样的神品,亦无法寻到创作者的名字,而像钟繇、王羲之等等作品也多为后世临摹之作,部分有据可查,有的至今是谜;所以我们今天欣赏到的艺术名作,有相当一部分出于无名氏之手。然而,要说把这种佚名的光辉,写入历史,耀眼到极致的,那就数敦煌莫高窟了。

在历朝历代艺术史上,再没有哪个朝代,哪个人有能力,组织如此之多的艺术家,身处疆塞边域大漠地带的小城敦煌,创作出如此规模,如此高度的数量繁多的经卷文集!5万余件珍品,何人因何而作?因何原因存放于此?在与世人照面前,它们又经历了什么?

拨开历史的灰尘,敦煌这个毫不起眼的小城,在风云中激荡。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史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乌孙夹击匈奴。不料,张骞的使团一进入河西境内,就遭到匈奴人的俘虏。在经历11年的软禁岁月后,张骞回到汉朝。

当张骞第第二次出使之时,匈奴已降,各国间使者、商队往来不绝,物质文化的空前繁荣,丝绸之路随之建立,而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枢纽,也进入繁盛期。这时的敦煌,羌戎族、大月氏乌孙人塞种人等游牧民族开始在岩壁上作画,以记录他们民族的生活,这些作品画风粗犷、野性、原始、豪迈;作画者大多也是社会最底层最不被重视的普通人。

另一方面,许多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在经过敦煌时,为祈求前路的顺利、生意的发达,纷纷在这儿许愿开凿石窟,请人绘上心中崇拜的神灵形象。

直到公元366年,一名叫乐遵的僧人云游到敦煌。天色渐晚,僧人乐遵远望鸣沙山,忽见鸣沙山上千佛现身,金光熠熠。乐遵心中大为感恸,认为是佛祖“感召”,于是,就在鸣沙东面的崖壁上,凿窟造佛修行。

此后,经过历代的修建,洞窟不断增多,到七世纪唐朝时,莫高窟已有一千多个佛洞了,因此,莫高窟(意为沙漠高处,无有比修窟更高的修为)又被称为“千佛洞”,敦煌成为佛教璀璨文化的集散地,然而此时,还没有一个人认识到它的艺术价值。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二十八岁的玄奘走上西行求法之路,因刻苦好学,悟性极高,名震天竺全境,在返回的途中,经敦煌、瓜州,直达长安,由此,佛教在唐朝乃至五代十国达到兴盛。而在玄奘经过的敦煌,不少达官显贵,为追求声名久扬,出资请人修建莫高窟,并依自身形象在窟壁上作画。

与此同时,这里作为东西方贸易的补给点和中转站,往来的西域商人中很多也是传法的佛教徒。中亚、西亚以及印度等国外画家在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同时,为让识字量不大的普通百姓进入宗教世界,佛教人士往往需要借助绘画、雕像等很形象的方法传播佛文化,因而部分敦煌壁画又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

这一做法,后来直接影响了五代至宋朝的很多人。上至皇宫贵族,下至商旅黎民,都在这里挥毫泼墨起来。

宋朝是一个很开明的王朝,对文化人的尊重达到历史最高峰,基本上文人犯罪,哪怕是非常严重的,大多数都是被流放,少有判死刑的。所以,当一些中央政府高级官吏,因获罪流放敦煌时,他们便让随身携带的私人画师,也在敦煌这片天地画起了他们的丰功伟绩和对神的世界的向往。

假使当年大名鼎鼎的苏轼被贬到此,不知今日的敦煌是否也可寻出一两件媲美《黄州寒食帖》这样的杰作出来。遗憾的是苏轼没有来,西夏来了,而且一手牵马,一手握刀。

西夏攻进敦煌,为避免经卷文书毁于战火,僧众将大批文书藏于洞窟密室中,在外面堆砌起一堵泥墙,并在墙上绘画作为伪装。所幸,这批经卷得以保存,也在这些布满灰尘的密室中开始了长达900余年的隐匿史。

历经外族的铁骑践踏,明朝的连年征战,百姓流离失所,田园渐芜。嘉靖三年,政府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此后二百年敦煌旷无建制,而那些历史和艺术也就这样被风沙一层层长埋地下。

世间的一切都有可能是假的,唯有时间永恒的真实下去。

光绪二十五年(1897年),一名叫王圆箓的道士游历到敦煌,抄写道经以供发售。一天夜里,随从杨某往北壁墙上磕烟锅头,却传来了空洞的声响。出于好奇,王道士凿开了北边墙壁,眼前的场景让他大吃一惊。密室里堆满了白布包裹的经卷,白布包下还铺着经幡和绣像。经后人清点,这些经卷、印车、画幡、铜佛,共计5万余件,时间达4—11个世纪之久。

然而,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煌莫高窟的绝大多数作品,作者至今无从考究。从敦煌壁画、经卷的由来,我们透过历史的蛛丝马迹,大概知道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历史时政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文往来、经济交流等活动。“华戎所交,一大都会”,形成了人文集萃的空前绝后契机。

在这期间,往来经商的旅队、原始居住的牧民、慕名而来的香客、寄求留名的达贵,出于种种精神需求和意求神明护佑的共同心态,选择了莫高窟这一绝无仅有的沙漠中的礼佛集散地,寄托自己目的不同但却又性质相通的精神信仰。这或许就是敦煌莫高窟历代五万多壁画的来源追踪。

而支撑起敦煌莫高窟这一精神大厦的工匠,他们又是何人,从何而来?最后又去往何方?

有学者考证,在敦煌莫高窟三窟画壁上,有似画家的题名,上书“甘州史小玉笔”,很可能就是一名画师。三窟六字题款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可以看清,而如今,因风化等因素已完全消失不见。

据后世研究人员探寻,莫高窟北区的243个洞窟很可能就是敦煌画师的住所,在过去的千年里,这些洞窟是僧人居住修行或印制佛经的地方。在浩繁的敦煌文献和壁画题记中,有关壁画作者的题记和文献记载,总共只有40多条,有名有姓的壁画作者仅有平咄子等12人。

而从仅存的12个留在壁画上的画工的名字来看,如雷祥吉、温如秀、史小玉等,多半是汉族;但平咄子、汜定全、连毛僧等显然是北方少数名族甚至是域外的画师,这些奇怪的姓氏在中原是绝对见不到的,这也为敦煌繁盛时期的东西方文化往来提供了一定的佐证。

在藏经洞出土的遗书中,《董保德佛事功德记》是唯一专门的画工功德记,从中可知,董保德是一位能力出众的画师,或许还是一代画行领袖,可惜由于没有留下题名,使得至今无人能知哪副绝世之作出自他的手笔。

我们综合了所有壁画和敦煌文献的记载,大约只有公元10世纪左右的壁画画工有零星资料,而在4世纪到9世纪的壁画中,找不到有关作者的任何资料。

这些湮没在璀璨技艺背后的暗影,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也许就是“民间艺人”。

他们多数出生微寒,习得一手好技艺,以谋养家糊口,从稚嫩的学徒,就参与打磨石像,练习塑画,在灰暗阴冷的石洞夜夜封绘色彩。

他们一生中最多的时间,除了吃饭睡觉外,也许就用于日夜面对这些沙漠中的崖壁;甚至有些人,从一出生就在这里看着父母练习刻绘,然后长大自己承继遗志,接着刻绘,到死也就掩埋在了这层土底下,无人知晓,无人记起。换句话说,敦煌莫高窟就是一代代无名者用生命构筑起来的艺术。

他们是伟大的,本应与作品一起流传千古,却在暗夜里寂寂消逝;甚至他们的名字,我们都无从找到。相比较当今人们,这些无名者所留存下来的艺术,所建立起来的强大不灭的生命信仰,让我们顶礼膜拜,尤其是在当代浮泛的时代环境下,他们的存在,就是那些伪艺术家们最好的一面照妖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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