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胄 /

黄胄（1925.3—1997.4.23）中国画艺术大师，社会活动家，收藏家。中国第一座大型民办艺术馆——炎黄艺术馆缔造者；黄胄的社会活动与艺术实践，对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有大量艺术作品及《黄胄作品集》《黄胄谈艺术》等三十余部著作传世。

黄胄：“在生活面前，我感到自己特别渺小......　”，“我画也没画够，用功也没用够，到老了身体不行了，后悔都来不及”。他感叹道：“在生活面前，我感到自己特别渺小，特别的笨拙，画得再好，也就是一点一滴，没什么可以夸耀的”。

黄胄每一幅作品，都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朴实无华。“我的绘画，都是从生活中来的，生活是源泉、是根。任何艺术家都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能靠天才，努力不能在房子里努力， 离开生活就没有激情， 画也慢慢变颜色”。他早年的许多作品，看起来依然非常精彩，技法上也非常严谨。早年随军驻地，在大西北，像柴达木盆地，很荒凉，也很壮美，国家在那里搞开发，采石油。

《洪荒风雪图》描述的就是勘探队员在那里风雪找矿的场面。其实艺术这东西首要的是有感情，其次才是技法，有感情就可以创作出真情的东西，如果无病呻吟一味追求形式，没有感受，只为讨人喜欢，创作出的东西早晚要被历史所淘汰。历史上许多大艺术家，活着的时候，艰难坎坷， 死了大家才认可。好的作品要群众认可才行，不要自己把自己抬得多高，艺术必须有生活，形式主义绝没有出路。”

几十年中，恩师黄胄和师母郑闻慧的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这也就是他的画为什么从不拘泥一个题材，他说：“中国好的地方太多了，只要思想踏实，哪儿都不错。戈壁有戈壁的情调，西双版纳有它的味道，江南有江南的特色。画家要有自己的生活基地。

大自然是恩师黄胄永远读不完的书，他的速写，在中国画坛乃至界画坛，都久负盛名，他的画极注重造型，线条粗犷、遒劲、气势磅礴。笔墨淋漓尽致。他所画的人物大有狂放原野的情怀和鲜活的个性，一扫传统中国人物画的旧风。最具风情的是那些边疆少女，西方绘画的色彩块面与东方柔美流畅的线条相交融，使他的绘画充满了灵性和神秘的遐思。

他主张；画家一开始就用毛笔速写，才能与中国画的笔墨功夫结合起来，他创造的写意泼墨与工笔重彩相结合的独特画法，对中国画的发展起到了历史的推动作用和创造性的贡献，开创了中国画坛的一代新风。速写讲究线条，一笔下去很难是准确的：“但每一笔，你捕捉的对像都是明确的，是有根据的，你都有追求，追求自己看到的生活物象的美，生活的美反映在你的脑子里，通过你的手刻画在纸上”。

恩师黄胄极谦虚的说：“我没有受过专业美术训练，主要靠师承，但更主要的是靠来自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体验。”接着他阐发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有根有据的事，说的时候也不要过分，要适可而止，留有余地，有十分功，说两分，别人觉得还可以；说多了，写多了，让人反感。”

望着老人两道浓重的剑眉，听着他细细地叙说，句句话语都能穿人心底，尽管不能完全理解他们这一代做人的原则，却由衷地钦佩艺术大师的高尚情操， 我的另一个恩师国画大师李可染生前说过：“一个画家，人有多高，画有多高。”此话正是他的人生速写，上下五千年，文化知多少“中国画是中国艺术门类中一个很深的学科，越学越觉得自己不够。

中国老一辈艺术家徐悲鸿、刘海粟、刘开渠、吴作人等，开始都是学西方艺术的，留过洋，早先对中国画也有看法，认为是少数达官贵人的玩物，但随着对中国画的进一步了解，越老越要学中国画，因为它包容了很多文学和哲学的东西，民族性很强，学中国画不易，中国画历代都有高峰，你老照着高峰学，按它的路子走，就没有高峰了，你只能达到自己的高峰，一个高峰一个高峰的达到，永远没有标准。”欣赏一幅中国画，无形中是在琢磨一部中国的文化史。

“中国艺术不光绘画，收藏也很丰富，无边无际，不是瞧不起外国人， 他们收藏个邮票，茶壶还可以。但你要是搞中国收藏，整个精力投进去也不满足，好东西太多了。”他50 年代正式开始收藏，那时工资很低，只有80多元，钱全用来搞收藏了，卖画也是为了买画及古玩，黄胄的画当时卖的极便宜，也就20-30元一幅(齐白石的作品45-50元一幅)，他欠了不少帐，但他认为这样做很值得。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没有断层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太多了，我们究竟知道多少，一说就是四大发明，实在知道的太少了。作为中国人首先应研究自己，我们祖先曾对人类做过辉煌的贡献。我不反对研究外国丰富自己，但我有这样的信念：子不嫌母丑，儿不嫌家贫，我对有些瞧不起中国的人，非常反感，外国人偷的、抢的我们中国的文化艺术，一知半解出本书，还说抢救中国文化艺术，把我们看成野蛮的不开化的民族，我们应引以为耻。

我们应发扬光大祖国的文化，有些外国人把到中国说成是探险，瞎扯！我们用得着你来探险。中国人要自己瞧得起自己，现在有一批默默无闻的中国人，对过去遭到破坏的文化，正在想尽办法补救、研究、挖掘。这次在炎黄艺术馆举办的---《93 科学与艺术研讨会》上，一些科学家，根据确凿的证据，从各方面证明，世界上有好多东西都源于中国。” “我和我的一切属于国家”。

（文案摘自臧伯良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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